〔重要分享〕【書與人】最好的生活 － 作家周芬伶談新作《散文課》
專訪◎言叔夏
作家周芬伶及其新作《散文課》。（記者陳奕全攝影）
《散文課》
一、關於一種自我的書寫
和周芬伶的約訪剛好遇上農曆新年，談的又是她「準寫作法則」的新書《散文課》，年節裡多風的東海午後，起伏的坡道校地，周芬伶和我們約在校園裡的咖啡店，一如她往常行走的路徑與生活。
「這裡是我最常窩著的地方。空堂的時候，我喜歡在這裡備課、發呆。每次來一定要坐靠窗的那個沙發座。學生都知道我會在這裡，所以他們也常到這裡來找我。」周芬伶環顧這鄰近文學院的小咖啡店，神情中有著一抹淡定的從容。
長年僻居於幽靜的東海，周芬伶是屏東潮州人，年輕時在台北求學，寫作，並且成名，一路遷徙流離。中年以後定居在這大肚山下的一方小屋，寫作方才真正成為了一種生活。
「我剛開始寫作的時候，寫的一直是小說，大學時得的兩個文學獎，也都是小說獎。可是小說寫著寫著，就忽然覺得不能再寫了，因為那是一種試圖要解決一些什麼的文類，而人生有很多事，對我來說反而是沒有一個特定的出口的，所以我並不這麼需求這個文類。」
自言散文寫作的起步極晚，周芬伶說：「散文對我而言，是一種很特別的文類，它和自我有關，所以它必定也和禁忌有關。沒有一種文類像散文這樣存在著各種禁忌，傳統的散文不能寫不孝、不能寫壞女人、不能寫反傳統，除非變成雜文，而正因為它對書寫主體的自我存在著多重關卡的層層辯證，它和自我之間的關係也就因此顯得非常幽微。」
正因為散文做為一種文類，除了文類本身的詩學規範以外，也存在著其自身的倫理性，寫作主體和散文中的「我」之間，便經常存在著一條裂變、疏離的罅隙。曾經在作品中寫及朋友情事，結果引來書寫對象的不快，周芬伶說，這或許是任何一個散文寫作者都經常被迫面對的一條橫阻在現實與文本之間的界線。
二、一則密語的課堂
今年2月甫出版的新書《散文課》，距離前一部散文集《雜種》（2011）相隔不到兩年，可說是少數仍維持著豐沛創作力的四年級作家。除此之外，周芬伶不但寫散文，同時也在大學裡教散文。
「我剛在中文系裡開創作課沒多久，就遇到楊富閔、周紘立這批學生。他們那時剛進大一，都是毛頭孩子，很多文章讀起來其實都不脫中學生的作文形式，我上起來課也很直接，就點明了文章裡的哪些部分太像作文，我自己是寫作的人，知道他們在什麼樣的點會受到刺激，也知道哪些點能帶給他們衝擊。」周芬伶回憶道。「周紘立他們那前後幾屆，是比較特別的一個班級，像包子（包冠涵）、楊富閔、周紘立，下了課他們也不急著馬上走，總是好幾個人圍過來跟我說話，聊一些上課時的想法和心得。學生和學生之間也習慣將自己寫的作品寄給彼此閱讀，直到現在，他們新寫了一篇什麼樣的東西，也都還慣於分享給彼此。」周芬伶說：「我們在這堂課上建立起來的，是一種對『表達』本身的信任。」
也因此，周芬伶的「散文課」上起來特別過癮。「有一年遇到耶誕節，同學們還主動說不要停課，比起過節，他們更想快點看到彼此新寫的作品。」
《散文課》裡提到幾種寫散文的方式，包括寫信、寫日記、田野調查等等，其實都是她在這堂課上所得到的心得。「有些學生甚至會互相寫信，談論創作與生活，我覺得這在寫作上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你和你的同伴能使用一種相互理解的語言交談，你們共享同一種外於普通語言的話語。」周芬伶說：「文學其實也就是一種密語。」
「東海是個很棒的地方。尤其是那種兩次寒流中間的溫暖冬日，天氣很好，天空很高，學生們都心不在焉地來了，你也知道他們可能今天沒什麼心情上課，我就會索性告訴他們：到外面的樹林或草地上去，找一些什麼回來吧。」
那些晴朗冬日裡被找回來的松果、玻璃碎片、樹枝或小鳥，銘刻在密語般的行文裡，是書寫最誠實的倒映與投射。周芬伶說，散文是最騙不了人的一種文類，你對一個東西再沒有感覺，都能用華美雕琢的語言去包裝它。但是你騙得了小說與詩，卻騙不了散文，「沒有感覺就是沒有感覺，寫再多也只是句子與句子的堆疊。」也因此，周芬伶的「散文課」每週都派生進度讓學生寫作，她說：「不只他們寫，我也陪著和他們一起寫。那時我差不多五十歲，寫作也達到一個飽和的階段，若是沒有這堂課的激盪，這幾年或許我也不會有那麼豐沛的創作力。」
三、普通生活的寫作
自言從大學時期開始寫作，從不把文學當做一種志業來看待，周芬伶說，年輕的時候從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作家。「我其實是一個很普通的人，即使在寫作裡，也希望自己被當做普通人來看待。這種想法一直持續到現在，都沒有改變過。」周芬伶說，真正將文學視為一種較為嚴肅的「志業」，必須要到了東海以後，遇見了趙滋蕃老師。「那是一個中文系相對保守的年代，講經論學，總不出四書五經，趙老師不講《論語》、《孟子》，講什麼是詩，什麼是創作，對我來說，那真是一種被點燃的過程。」
周芬伶認為文學其實是一種對理想的火焰，「我很平凡、很普通，所以我從來不將文學視做是信仰那樣龐大的東西。我從很久以前就意識到，我絕對不要被文學挾持，甚至有那麼一點庸俗的意味，對我而言，才更接近真正的生命。對我來說，選擇文學做為生命的一種型態，並不是一種信仰的緣故，但那確實很需要決心，需要決心去過一種自己真正想要的生活。」
寫作長達數十年的時間，四十歲時面臨到創作力的耗竭，幾乎以為自己不能再寫。「過去的狀況是，有一個想寫的東西，到了真正開筆的時候，再不斷地用意象的技藝去裝飾它。」後期經歷了身心的創痛與生命的流轉，周芬伶的風格丕變為一種更真實、自由的情態，拋卻了文學裡扭捏的技術層面，用她的話來說，是「走到了人裡面去了。」「寫作一定和人有關，也和你如何去理解他人有關。所以有時對學生隨便交上來的作業我會發脾氣，我不能理解你怎麼能這麼草率去處理他人的情緒？」周芬伶說。
和任何龐大的價值體系始終保持著純粹的距離，如同她所寫過的那個耳熟能詳的句子──「真正的生活是，做自己能做也最愛做的事。」如此真實而世俗的需求，對周芬伶而言，或許反而是凌駕於文學做為一種救贖或療癒的大旗口號之上的。一如她所賃居的東海小屋，隱藏在坡道盡頭的林蔭裡，那其實也是一間隱喻意義上的、關於散文的「自我的小屋」，包藏著只有自己知曉的、真實、普通，偶爾卻也銳利的生活。
而正是如此鋒銳的日常，才能在那樣普通的生活裡，擦畫出指甲血痕般的真實罷。《散文課》裡提煉的是散文的技藝與零件，下了「散文課」，則是真實而殘酷的人生。而散文做為一種自我的擺渡，不過也是渡自己這麼一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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